如果從1921年仰韶村的發掘算起，中國史前考古學已經走過了70多年的歷程。通過這70多年的工作，我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中國文化的根深植於中國史前文化的沃土中。要了解歷史時期的中國，必先了解史前時期的中國；要認識中華民族的起源、發展和特徵，必先認識史前時期中國各地區文化的起源、發展和特徵；要研究中國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必先研究中國史前文化的起源、形成和發展；甚至探索漢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也離不開對史前文化的認識和研究。總之一句話，史前考古學不僅在重建中國史前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使在認識和了解歷史時期的中國和中國文明的總體特徵方面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過去的近20年裡，中國史前考古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整個說來，這一時期科研隊伍得到了空前加強；科研組織和管理工作得到了加強和改善；課題意識也不斷得到強化；田野工作的規模和時空範圍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對史前遺址和墓葬有計劃的大面積解剖為解決中國史前文化的起源、形成和特徵以及相互關係等問題，為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探討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在70年代後期發現以來，至80年代後期又有新的突破，農業起源、陶器起源、家畜起源以及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等一系列關鍵問題有望得到解決或積累起新的線索和材料；新石器時代的一批城址相繼在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上游地區發現，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紅山文化等一系列體現社會分層和等級分化的墓葬和隨葬品的發現和研究，為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各種專題研究和綜合研究空前繁榮，全國出版的定期和不定期的考古文物專業刊物達30多種；地方考古隊伍日益壯大，相當一批重要的史前文化的發現是由地方考古機構完成的，考古力量的佈局與70年代以前相比發生了重大變化；與此相適應，全國各地的考古發現層出不窮，許多最引人注目的考古遺存是在長江流域、東南沿海、長城地帶甚至華南和西南地區發現的，長期以來考古工作以黃河為中心的格局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並最終影響到我們對中國史前文化總體認識的轉變。
70年代後期以來，前仰韶文化首先在黃河中游地區發現並得到確認，中國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和連續發展性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由於全體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全國各地特別是在長城地帶、黃河流域、長江中下游等地區的許多重要發現，使史前文化的時空空白得到了逐步的填充，上述各地區史前文化的編年和譜係日益明確。至80年代中期以來，對中國史前文化的總體認識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們現在知道，中國史前文化既不是外來的，也不是從國內某一個中心向外傳播的。各地史前文化是在適應當地自然條件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的，它們通過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相互影響相互促進，或多或少都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黃河中心論或中原中心論的一元論終於被多元論所取代。史前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也得到進一步的證實。事實證明，在漫長的史前時期，沒有哪一個地區始終佔據領先地位。黃河中游的核心地位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但只是在新石器時代的後期才突現出來，並最終奠定了三代文明的基礎，而這與它長期處於各文化區的中間地帶有很大關係。總之，對中國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向心性、連續發展性、多元性和發展的不平衡性的認識，是70多年來幾代考古學者共同努力的結果，這個結果對於正確地認識中國文明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1〕。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面臨世紀之交的機遇和挑戰，我們面前的任務無疑是很艱鉅的。根據我們的理解，在最近若干年內，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解決了，或者有了新的線索，就會深化我們對中國史前文化及其發展規律的認識，推動中國史前考古學的健康發展。
一、關於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探索
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探索問題在本世紀20年代仰韶文化發現以來，即被提了出來。 50年代末期發現李家村等早於仰韶文化的遺存，但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在華北地區，前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探索是在磁山·裴李崗和老官台文化發現之後。原來把它視為新石器時代的早期文化，最近的看法主要是把它劃為新石器時代中期或中期的早段。
早在60年代，江西萬年仙人洞等洞穴遺址的發掘就提出了華南地區早期新石器時代的問題。但由於這是個石灰岩所造成的碳十四異常區，所以長期以來沒有引起足夠的認識。 70年代以來，湖南石門皂市下層、湖北秭歸柳林溪、宜都城背溪，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相繼發現年代與華北磁山、裴李崗文化相當的文化遺存，為大溪文化找到了淵源。進入90年代，又在江西萬年仙人洞、吊桶環、湖南道縣玉蟾岩等地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遺存，發現了距今萬年前後的陶片和類似水稻的扇形體植矽石，在玉蟾岩還發現了栽培稻的標本，為追溯我國南方新石器時代文化的起源、農業起源、陶器起源和研究南方地區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提供了新的材料。相比起來，華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探索要滯後一些。除了河北徐水南莊頭髮現萬年前後的早期遺存之外，據說最近北京市文研所在潮白河上游的轉年遺址也發現了9000年前後的遺存，但報告尚未發表，具體情況不很清楚。總之在磁山·裴李崗文化開始到12000年更新世結束這一段，尚有三四千年的空白。磁山·裴李崗文化已經有了發達的農業、家畜飼養業、精製的磨製石器，製陶也很發達，顯然與新石器文化的起源有相當一段距離。要了解這些文化因素的起源，必須在這一段空白裡下功夫。目前除了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向下追溯以外，地質學家已經註意到，在全新世與更新世之間，在華北地區主要是淡黃色的馬蘭黃土和橙黃色的全新世黃土之間有一個不整合的侵蝕面，據說鄭州織機洞、山西襄汾陶寺、陝西扶風周原等許多地點都發現了這個侵蝕面，東北地區的遼寧本溪廟後山也有類似的侵蝕現象，被認為是可能與更新世結束以後的氣候變化帶來的暴雨成災有關〔2〕。因此不排除有些人類活動的遺存已經被破壞，或者因為氣候的原因人類活動的地點與磁山·裴李崗時期有很大的區別。目前發現的南莊頭遺存是一個湖相堆積，不太像是一個人類居住的遺址。據分析，這一時期的人類應該有了相對穩定的住地和葬地，但要尋找這類遺存，還要充分考慮到文化層薄且不易辨認，陶器少且非常簡陋，人類活動的規模小，移動性大，很可能居住在較高的山崗或坡地這樣一些特點；在石器的類型上，打製石器和磨製石器共存，從舊石器晚期的細小石器向典型細石器的過渡等這樣一些特點，多學科合作，摸索這一時期文化的特點和分佈規律，最終解決這個問題。
二、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問題
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從20年代的仰韶文化西來說，到後來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東西二元對立說，再到六七十年代的仰韶——龍山一元發展說，發展為現在的多元說，應該說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是幾代考古學家共同努力的結果〔3〕。但是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不少的問題，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定性的研究多，定量的研究少
我們把相當大的精力放在文明的定性上，這樣固然易於把我們國家的文明起源的時間向前推進不少時間，固然有利於正確地認識中國古代文明的特殊性，但文明演進的過程特別是文明在一個文化內部從發生、發展、變化甚至衰落的過程卻受到了漠視。這是大的方面。從小的方面說，我們通常命名的所謂祭壇、所謂廟等等，並沒有經過多少論證，這些所謂壇、廟的發生、發展過程甚至功能的研究，也都停留在平面的定性的層次上，而這些文化現象本身的定性最終又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對擁有這些因素的文化的定性。
禮制和社會分層現象的發生是文明起源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體現禮制和社會分層現象的非實用品的陶、石、玉、木、漆器等的生產和城牆、大型夯土台基乃至墓葬、棺槨等的建造，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熱點。但是上述因素在不同文化、不同地區文明起源過程中的作用有無區別；上述因素的生產和製造體現了多大的社會勞動量；不同質料的建築比如石砌建築和夯土建築在佔有社會勞動量方面有多大的差別；壕溝和城牆在佔有社會勞動量方面有多大的差別；禮制和社會分層現像是怎樣從無到有發生又是如何融入三代社會中去的等等方面，都缺乏具體的定量的研究，而停留在定性的層次上〔4〕。這些都不能不影響到我們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深層次研究。
2、基礎研究薄弱，器物本位的研究有上升趨勢
自80年代發現日多的良渚文化、紅山文化、龍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史前文化的城址、大型夯土台基、積石塚、帶棺槨的墓葬以及玉器等等，本來是開展聚落考古的結果，事實上這些發現也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中國史前文化的認識。沒有這些新發現，我們不可能對中國史前文化的發展程度及中國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有現在這樣清醒的認識。但是我們有意無意中把過多的精力傾注到墓葬甚至主要是含有豐富隨葬品的墓葬的發現和發掘上，而忽視了對遺址本身的研究。統計某些史前文化的研究著作，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是器物學的研究，其中主要是對玉器及其形式、花紋和功能的研究，而對文化本身的分期、斷代、分區等基礎研究則無暇顧及，其結果不僅影響到前述的對文化自身發展過程的研究，即使遺物本身的研究比如對玉器的分期、分區及功能的研究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影響。至於聚落及房屋建築的特徵、分佈及演化過程，人們的生活狀況甚至生產活動情況在一些地區更是無從談起，這同以器物甚至是以精美器物為本位的研究取向是大有關係的，值得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在今後的研究過程中加以糾正。
3、把古史傳說當成信史，與考古發現簡單對應
考古學在中國歷來是歷史科學的一部分。無論是中國傳統的歷史觀，還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都是把考古學作為歷史學的一部分並最終為複原歷史、尋找歷史發展的規律服務的，因此史前考古學的一個最重要的目的是重建中國上古史〔5〕。如果能夠把考古發現和古史傳說有機地結合起來，對於我國上古史的重建無疑是大有益處的。問題在於，我們能否把《五帝本紀》以及其它傳說中的史料看成為信史？能否把某一個文化或者它的一個類型甚至某一個遺址或者墓葬同某一個上古帝王聯繫甚至等同起來？史前考古學是一個獨立的學科，重建上古史主要是依賴史前考古學的成績。在分析、辨別考古材料，把某一個文化或者類型的分佈範圍、淵源、譜係等研究清楚的情況下，慎重地分析、辨別傳說中的史料，積極地吸收"古史辨派"疑古辨偽的成果，追溯某一個集團同考古文化的關係，對於重建中國上古史的工作是有益的；但是對於古史傳說採取信史的態度，把傳說中的某一次遷徙、某一次戰爭甚至某一個人物同某一些考古文化之間的類同現象、某一個城址甚者墓葬等同起來，似乎無助於中國史前考古學的發展和中國史前史的重建。
4、強調多元，輕視中原文化區的作用
中國史前文化的多元發展理論是長期以來全國考古工作者艱苦工作達成的一種共識，在認識方面是一個進步。在承認中國史前文化發展的多元性、不平衡性的基礎上，在承認中國史前文化中沒有一個始終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各地區文化都對中國文明的起源及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有所貢獻的基礎上，也不能採取平均主義的態度，均衡地看待各文化區對於中國文明形成所發揮的作用，更不能否定中原文化區在中國文明起源過程中所發揮的主導作用。中原文化區從磁山·裴李崗文化經仰韶到龍山文化，既對周圍地區的文化發揮著重大的影響，也接受了周圍地區持續不斷的影響。雖然迄今很少發現可以同良渚文化等相抗衡的大型墓葬及精美的玉器等隨葬品，也少見甚至不見大型的夯土台基和積石塚，但該地區文化一直處於各文化區的中心位置，是古代文化交流、衝突、融合的中心，相對說來，該地區的史前文化，一直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它繼承了本地區文化的傳統，也接納了長江流域、黃河下游和上游以及北方地區眾多的文化因素，最終奠定了三代文明的基礎。我們在肯定其它地區文化的進步、發展並且自成體系的基礎上，還要回答中原地區發生三代文明的機制和原因，也還要回答良渚文化、紅山文化等迅速崛起而又很快沉寂的機制和原因。而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又同研究上述文化本身的演化過程，同研究遺址的聚落形態、人地關係、環境對文化的作用以及分區、分期等方面分不開來。總之，在各地區文化發展的機制不很清楚的情況下，根據現有的考古發現，輕視甚至貶低中原文化區在中國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可取的一種態度〔6〕。
因此加強基礎研究，加強聚落考古的研究，以聚落本位代替器物本位，在文化的時空框架和發展譜係比較清楚的地區認真地解剖一兩個城址或高等級的聚落，具體地從一個文化的發生、發展過程入手進一步研究中國文明起源的過程，是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國文明起源探索的主要任務。不如此，關於中國史前文化發展和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就會停留在表面的定性層次上，而無法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機制和動力有根本的認識和了解。
三、關於聚落考古的問題
聚落考古是80年代以來才日益明確起來的一個概念。因為聚落考古的任務是通過考古學的材料對古代社會關係的研究，所以引起了廣泛的重視〔2〕。通過這許多年的工作， 特別是通過對一些典型遺址比如對興隆窪、姜寨、尉遲寺等遺址的大規模發掘，我們對這些遺址及其周圍地區同時代文化的聚落形態、社會組織結構以及生產和生活狀況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黃河中下游地區，長江中上游地區相繼發現了數十座史前的城址，對於研究中國文明起源和中國史前文化發展的獨特道路提供了新的可靠的材料和動力，在相當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研究。有的研究者已註意到在一個小的流域或區域通過對典型遺址的解剖結合系統的調查材料，了解聚落的特徵、分佈規律及其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這是聚落考古學走向深化的一個新的步驟。但是，由於種種原因，目前聚落考古學的任務還很艱鉅，這主要表現在1、 我們對史前各時期的聚落特徵、演變和分佈規律的認識還十分有限，而這是跟典型遺址的發掘面積小、調查不夠細緻等等情況分不開的。 2、 史前城址的發現雖然已經有了一定的數量，但基本上只是對城址的規模、城牆的走向和築城技術等方面的了解，關於城址內部的建築佈局、城址與周圍遺址及其它城址的關係、城址的功能和築城所需勞動量的研究，都還處於非常薄弱的狀態，有些甚至還沒有起步，所以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 3、我國大規模的文物普查只有兩次， 目前編纂的中國文物地圖冊，就主要是這兩次調查的成果，這對聚落考古的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依據，但是這些材料大部分十分零星，而目前遺址面臨基本建設的破壞又特別嚴重，在新的形勢下，開展對史前遺址的系統調查，就成為聚落考古的一項十分迫切的任務。 4、 聚落和環境的關係非常緊密，開展聚落考古特別是一個地區和流域的聚落考古工作，研究環境以及環境變遷對聚落的影響及互動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方面的研究還剛剛起步。 5、在已有的調查和發掘基礎上， 對我國史前時期的聚落起源、發展和演變，對由聚落反映出來的社會組織、社會形態、社會關係的總結和研究，也已經提到了日程上來。總之，加強對聚落考古的研究，樹立聚落本位，脫離器物本位，才能更全面地為中國史前史的建設服務，也才能更健康地推動中國史前考古學的發展。
四、關於史前文化譜系的研究
雖然黃河流域、長江中下游地區以及北方長城地帶的史前文化的時空框架大致建構成功，史前文化的譜系已經比較清楚，但是還有不少的工作要做。最近若干年，關於上述地區史前文化及其類型、分期的重新研究和劃分，關於上述地區史前文化與古史傳說的關係及其在古史上的地位，是考古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這也說明譜系的研究即使在田野工作比較充分的地區，也還是比較艱鉅的。但是在上述地區特別是在黃河流域，新的大規模的田野工作並不多，大部分的研究只是對原有發掘材料的再探討，而原有的材料在不少地方也嫌單薄，因此要真正解決史前文化在上述地區的發展譜系，還要作好典型遺址的發掘和調查工作。在對各個地區史前文化的淵源、流向及其相互關係不很清楚的情況下，簡單地比照古史傳說，就肯定或否定某一種史前文化或者類型在古史上的地位和價值，甚至把史前文化和某一個族或傳說人物對應起來，以為這樣才是史前考古學研究的目的和方向，才能為中國上古史的建設貢獻力量，其實是一種不很正確的研究取向。
在文化的時空框架和發展譜係比較清楚的地區之外，比如華南地區、西南地區、西北地區和東北地區，基礎研究的工作更重。這種情況是同中國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相關聯的，也是同中國史前考古學的發展不平衡相關的，要了解這些地區文化的時空框架和譜系，必須以大量的田野調查和選擇堆積厚埋藏豐富的遺址個別解剖相結合，同時注意自然科學方法的應用，加強同工作較多地區的文化的比較，積累資料，積極合作，樹立課題意識，以期在若干年之內建立起區域年代框架並初步理清文化發展的脈絡，最終為全面地認識中國史前文化的發生、發展過程，中國文明的起源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創造條件。
中國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十分顯著，並且形成一個向心的有多重文化和類型結合在一起的獨特的文化共同體。在目前研究工作比較多的地區（比如蘇秉琦先生所劃的六區）之外，還有至少一層或者層次更多、更複雜的史前文化，它們和黃河、長江流域的文化有密切的聯繫，和周邊國家特別是北部和南部國家和地區的聯繫也很緊密，比如嶺南地區的史前文化同中南半島和東南亞的史前文化，北方地區的史前文化和作為東北亞洲一部分的西伯利亞等地的古代文化都有較密切的聯繫，實事求是地開展邊疆地區史前文化的譜系研究，對於全面地認識中國史前文化有重要意義。
五、加強田野工作，提高田野工作的質量
田野工作是考古學的基礎和靈魂，加強田野工作，提高田野工作的質量，對於我國史前考古學的健康發展，對於中國史前史的建設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史前史雖不等於史前考古學，但史前史的基石是史前考古學，而史前考古的材料來自科學的田野工作，因此任何輕視田野工作，以為只有寫文章、作室內研究才是科學研究的想法，都是錯誤的。近年來，我們在綜合研究和專題研究的基礎上，對田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田野工作的質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比如，在調查和發掘中，更加註重對植物種子、孢粉、動物骨骼和人類骨骼的記錄、採集、提取、保護和分析，其它與測年、人類的食性、人類生存的環境等相關的人工、非人工的標本的採集和記錄，也得到了重視，使以前被忽視或遺漏的大量信息得到了妥善的保護，這是田野考古學的一個巨大進步。但是田野工作還存著許多問題，比如，田野工作是一個包括田野調查、發掘、室內整理、研究和報告編寫、出版這樣一個完整程序的綜合工作，但是有許多人往往忽略了這一點，人為地把它們割裂開來，造成田野發掘和報告脫節，影響了考古工作的正常進行。再比如，遺址的地貌、地理特徵是我們研究史前人類生存環境、文化變遷、環境變遷的重要依據，但是在相當多的田野工作中，存在著只重局部的發掘，不重整個遺址以及與周圍景觀的觀察和測量的現象，給研究帶來很多的不便和困難。史前考古學是歸納、總結、探討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的最重要的一個領域，在田野工作中重視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的應用、總結和創新，是我們的一項基本任務，不能只重經驗，而輕視方法和技術的應用和總結，而我們的一些同志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種傾向。從嚴格的意義上說，任何一次發掘都是對地下資料的一種破壞，因此，在嚴格執行國家文物局製定的田野考古發掘規程的基礎上，如何完善田野工作，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制定出更完備的田野工作程序和方法，以期最大限度地準確地提取史前的信息，而不因發掘者的水平差異而在資料的提取上發生很大的變化，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難題。田野工作的質量還受到課題意識的支配，如果課題意識明確往往會發掘出大量的信息，而這是"為考古而考古"的田野工作所不可能實現的。因此在現有的條件下，加強課題意識對於提高田野考古的質量，具有現實的意義。另外一個方面，自然科學方法在田野考古中的應用雖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視，但還遠遠不夠，對遺址中非人工製品的記錄、提取和分析在許多地區還剛剛起步，需要得到進一步的努力。總之，要推動史前考古學的發展，首要的任務是提高田野考古工作的質量，這是我們所應該牢記的，提出來與大家共勉。
*本文是根據作者在1997年6月24—26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召開的"世紀之交中國考古學精品戰略研討會"上的發言稿加工而成的，任式楠、楊虎、吳耀利和孫祖初先生參加了初稿的討論並提出許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註釋：
〔1〕KCChang,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fourthedition,New Heven: Yale University ,1986；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文物》1987年3期。
〔2〕周昆叔：《周原黃土及其與文化層的關係》，《第四紀研究》1995年2期。
〔3〕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的心路歷程》，良渚文化發現6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浙江杭州，1996（刊印中）。
〔4〕陳星燦：《玉器時代與青銅時代——再論中國文明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考古求知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5〕張光直著，陳星燦譯：《考古學與中國歷史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考古學的歷史、理論、實踐》，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6〕陳星燦：《玉器時代與青銅時代——再論中國文明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考古求知集》，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7〕陳星燦：《等級——規模模型在聚落考古中的應用》，《學人》第11輯，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
來源：《史學理論研究》199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