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後，面對越驚心動魄的搶救現場，麻醉醫生蔣政宇總會想起那個誤以為「麻醉只是打一針」的報考日。
曾經，麻醉醫師被認為是吃香、休閒的職業，是把病人「放倒了」就能跑出去歇著的人，不用查房也不用管床，因為他們基本上不和病人打交道。
但真正入學後，蔣政宇卻傻了眼——除了起早貪黑地跟手術，麻醉醫生還要時刻精神高度緊張，因為他們除了日常的"麻醉和鎮痛"，還承擔了復甦急救、重症救治、無痛分娩等臨床工作。蔣政宇得面對術中大出血的人、剛娩出就沒了呼吸的嬰兒、晚期癌痛患者…
麻醉遠不是「打一針」這麼簡單。 （圖/受訪者提供）
因為人少活多，加班更是家常便飯。也許正因為這樣的工作性質，麻醉醫師猝死的新聞時常發生。 2017年的一項研究報告表明，在所有因過勞而猝死的中國醫生中，麻醉科的比例最高。
「病人血壓180，我的血壓也躥到180；病人血壓60，我血壓還躥到180"－今年1月，南通大學附屬醫院麻醉醫師朱翔在家中被發現心臟驟停，他曾在短影片裡這樣描述他的工作日常。
儘管如此，麻醉醫師還是所有部門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人，也是承擔最多誤解的人。因此，在很多個值班的間隙，蔣政宇決定把麻醉醫生經歷的真實故事一一記錄下來，寫成《深呼吸，開始麻醉了》一書。
我們和蔣政宇聊了聊這個幾乎貫穿嬰兒至暮年所有病患的職業。在他的筆下，麻醉醫師這個離病人生命最近，但總是在無影燈下被遺忘的群體一點點清晰了起來。
你走過的鬼門關，只有麻醉醫師知道
在醫院，麻醉醫師常常是最不火熱的人。
「如果你在醫院見到一個滿臉是油、邋遢、風風火火地走來走去的人，大概率是去會急診的麻醉醫生。」蔣政宇打趣道。在醫院裡，為了不引起慌亂，醫生一般不會在病人面前跑，但麻醉醫師是個例外。他們的會診通常很著急，因為在所有救援中，麻醉科首先要到場給病人插管或提供呼吸支持。
麻醉醫師因此常被戲稱為「插管突擊隊」。他們沒什麼機會穿西裝、打領帶，無緣無故"精英範兒"，也沒法像其他科室醫生那樣總是帶著凌厲而淡定的眼神，因為他們總忙碌而疲憊，常常接到電話後二話不說就拎起搶救箱往外衝，幾分鐘後就得趕到現場。
麻醉醫師常常會戴"花帽子"，方便更好地被辨認出來。 （圖/受訪者提供）
一般人很難深入了解麻醉工作的複雜程度。每天清晨，蔣政宇都得在7點半到達醫院，緊鑼密鼓地調配藥物，調試器械，然後全身心地投入一台接一台手術。病人進入麻醉狀態後，麻醉醫師必須寸步不離，在手術中全程監護，他們的心跳和血壓也隨著病人的生命徵像不斷起伏。
很多時候，病人走過的鬼門關，只有麻醉醫師才了解。蔣政宇經歷過一台這輩子都不會忘記的手術：一位60多歲的胰腺癌患者要做胰十二指腸切除術，不幸術中大出血，生命體徵一度極不樂觀，換了兩次全身血液後才被搶救了。儘管手術室恆溫恆濕，但蔣政宇在經歷了高度緊張的四五個小時工作後，後背完全被汗水濕透。
蔣政宇形容，麻醉醫生就像是航班中的飛行員，起飛和降落階段要高度專注，等到飛機進入巡航階段後，才可以交給外科醫生。一旦患者出現突發狀況－例如過敏、低血壓、心律不整，麻醉醫師就會及時接手處理，確保「航程」平穩。
蔣政宇的日常工作記錄。 （圖/受訪者提供）
沒有一台手術的麻醉方案是簡單的"推一針"，而是因人而異，根據患者情況精準定制。一般而言，麻醉藥可以分成三個大類，分別是讓病人入睡的鎮靜藥、壓制痛感的止痛藥、讓病人在手術中保持身體穩定不動的「肌鬆藥」。
這三類藥有不同的安全閾值，需要蔣政宇和他的同行們隨機應變，謹慎控制："麻醉藥本質上就是'毒藥'，劑量控制不好會要人命。"
麻醉醫師每天工作時間長達12至14小時，午休自然是不存在的。蔣政宇和同事平均吃飯時間只有20分鐘，因為每個手術間都必須有人在，基本上就是輪著吃飯。他們必須陪伴病人直至安全甦醒，然後把病人移交到術後恢復病房，忍渴、憋尿和挨餓，都是麻醉醫生一入行就必須掌握的技能。
最高紀錄的一回，蔣政宇一天做了8台手術，一直忙到晚上11點，直接睡在醫院。下班後，他還要去訪視隔天做手術的病人，到床邊了解病情和簽麻醉同意書，至此一天的工作才算真正結束。
被質疑的麻醉劑
除了高強度工作之外，麻醉醫師也要習慣面對來自各方的誤解。麻醉劑生來帶著原罪，自從它發明以來，就遭到了社會上的多重質疑。
倫敦大學教授喬安娜·伯克在《疼痛的故事》中寫到，在1846年以前，外科醫師動手術時根本沒有管用的麻醉藥，像乙醚或氯仿。他們必須"鐵石心腸…神經強韌"，不會"因受苦受難者的哭喊和扭動而焦慮煩惱"，這樣才能高效地使用手術刀。
但其實關於鎮痛的科學與醫學知識，比實際應用早了幾十年。這段期間，「如何在手術中鎮痛」引發了多種社會觀念的博弈。人們普遍對鎮痛劑抱持懷疑的態度，在19世紀40年代之前，講師還會向聽眾"展示乙醚讓人陶醉的特性"和"乙醚嬉鬧"，指年輕人使用乙醚，在"蒸汽製造的興奮與愉悅感」中狂歡。
歷史上，一直有藝術作品表達疼痛的煎熬。圖為1819年的彩色蝕刻畫《為膽酸之痛所苦的女人》。她覺得自己的腰被繩子綁住了，被惡魔勒緊到無法忍受的程度。 （圖/《疼痛的故事》）
重大手術如此，分娩鎮痛尤甚。在普及無痛分娩之前，讓孕婦「忍痛」就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傳統。
在《天空的另一半》一書中，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和雪莉·鄧恩夫婦展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其中就包括「人們想出神話或神學的種種理由，來解釋婦女為何應該承受生產之苦……麻醉劑被研發出來後，幾十年來不讓分娩婦女使用，因為婦女受苦被認為理所當然」。
所以，當麻醉劑終於在手術中被合法應用時，它就像是"來自天堂的禮物"，才讓手術室真正擺脫了野蠻粗暴的時代。
沃爾科特的瞬間止痛劑（約1863年），對它的行銷是：一種武器，可以殺死敲打和刺穿患者頭部的惡魔。這五個惡魔分別是黏膜炎、神經痛、頭痛、神經衰弱、牙痛。 （圖/《疼痛的故事》）
但即便在麻醉劑已投入使用近兩個世紀的今天，麻醉醫師要推廣無痛分娩，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人會擔心麻醉藥影響嬰兒，因此對無痛分娩望而卻步。但其實分娩鎮痛主要採用的是椎管內麻醉技術，藥物主要局限在椎管內，直接作用到產婦的脊柱神經纖維上，進入血液的藥物微乎其微，不會對胎兒產生影響。
因此，當孕婦和家屬的意見產生分歧時，麻醉醫師常常是出面交涉和進行科普的那個人。蔣政宇會跟家屬強調，根據醫療原則，孕婦的意願是第一位的，如果孕婦需要，就應該為她們提供必要的醫療支持：「在中國，無痛分娩遠不是什麼新型技術，在20世紀90年代就有了。
分娩對每一位產婦來說都不是易事。 （圖/《產科醫鴻鳥》）
此外，中國傳統觀念裡的"是藥三分毒"，也讓很多人擔心麻醉藥的成癮性，或者會不會影響孩子的大腦發育。但來自全世界的廣泛研究表明，麻醉性鎮痛藥在體內有明確的代謝途徑，在合理使用、加強監測的情況下是安全可靠的。
「無痛是一種人權。大家有痛就應該說出來，因為疼痛本身就會影響健康，持續的疼痛狀態會影響術後的康復，也會影響心理狀態。」蔣政宇強調。
「等不來」的麻醉醫師
儘管這些年無痛分娩被廣泛認知，但還是有很多臨盆的孕婦等不到麻醉醫生，因為從業人員遠遠不夠——中國每年要完成麻醉手術7000餘萬例，但目前麻醉醫生只有約10萬名。
麻醉醫生短缺，早就社會老大難問題。 2018年，中國麻醉醫師只有約8.5萬人，當時國家衛健委相關負責人就指出，麻醉醫師缺口超過30萬人。但直至今日，麻醉醫師總人數增加了1.5萬，成長極為緩慢。
這意味著，中國如今每萬人擁有麻醉醫師只有0.7名，但美國和英國在2018年就分別達到了2.5名和2.8名。
過勞是麻醉科醫師共同的兩難。 （圖/《麻醉風暴2》）
蔣政宇對此有心無力。近年來，隨著舒適化醫療逐步推廣，麻醉醫師的工作量迎來爆發性成長。例如胃鏡、腸鏡等檢查，很多病人會主動選擇做無痛，既能改善就診體驗，也方便醫師更好診斷。
另外，社會老化加劇之後，高齡患者越來越多，許多人有既往病史和併發症，這給日常的麻醉手術帶來了更多的挑戰與風險。
因此，無痛分娩工作很難保證有充足的專業麻醉人員待命，因為產婦產程一般很長，而且需要麻醉醫師24小時輪班。這也導致國人整體分娩鎮痛普及率至今只有30%，難以提升。
人手短缺是無痛分娩普及率難以提高的重要原因。 （圖/《產科醫鴻鳥》）
麻醉醫生群體也一直在流失。由於工作量大、待遇低，麻醉科醫生頻繁離職，蔣政宇說，跟他一屆的28位本科同專業同學，如今在崗的不到一半，有人早早轉型成為其他科醫生，有人甚至徹底離開了醫療行業。最後，留守的人越做越疲憊，進入惡性循環。
高強度的精神壓力，也讓麻醉醫師不堪負荷。一項研究指出，麻醉醫師的猝死率遠高於病患的麻醉意外死亡率。手術室的工作緊湊而嚴謹，醫生一刻都無法放鬆，特別是面對突發狀況的時候。 「那是一種感受過一次就一輩子都忘不了的壓力，腎上腺素飆升，是快不能呼吸的壓迫感。」蔣政宇說。
麻醉醫師還得習慣承受落差感。無論是病人或社會大眾，通常只能看到外科醫師的工作，不會看到在身後默默工作的麻醉醫師。新冠疫情期間，他們是隔離病房裡的"無名英雄"，衝鋒在搶救室、急診室、重症監護室、手術室等一線，保障疫情下的急診手術、重症監護室裡的搶救復甦、內鏡檢査的鎮靜麻醉…
不是每一個醫生都會被「看見」。 （圖/《麻醉風暴2》）
但大多數人不會認得他們，只會脫口而出喊"麻醉師"而非"麻醉醫生"，儘管他們絕大多數是經過正規培訓和輪換的專科醫生，不是刻板印像裡打一針後就在旁邊玩手機至手術結束的「技師」。
麻醉醫師的成長週期很漫長，基本上要花上8至10年；而麻醉醫師又非常重要，因為「外科醫師治病，麻醉科醫師保命」──他們是為生命「兜底」的一群人。蔣政宇希望透過他在值班間隙寫下的故事，讓大眾更能看到麻醉醫師的真實一面，理解那些在手術室後面戴著「花帽子」、嚴守生命關卡、為病人默默守護的人。
每一場重大手術中，麻醉醫師都是為生命「兜底」的人。 （圖/受訪者提供）
儘管業界整體狀況愈發窘迫，但蔣政宇還是覺得這份工作值得。他一直有個想法：如果麻醉醫師要開一個攝影展，最值得記錄的一定是患者進入手術室前，望向麻醉醫師的那一抹眼神，以及把病人推出手術室時，家屬在門口迎接的那個時刻。
他常常會看到患者親人焦急的眼光和激動的熱淚匯聚在一起。每每這個時候，他都覺得是重要的確認職業價值的瞬間，也是他與同行們默默參與一次又一次與病痛抗爭的戰役，與患者共同獲得的勝利勳章。
編輯：李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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